本报记者 阮冰莹

　　出生于1949年的退休干部刘裕章原本酷爱念书，中学毕业后因遭遇“文化大革命”，转而踏上了保家卫国之路。在部队的17年间，他先后辗转于广东普宁、台山，广西富川、桂林、贵港等地，还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。转业后，又进入商业系统、媒体工作。独特的人生经历，特殊的出生年份，使得他在与祖国共成长的过程中，对交通、通讯方式的发展变化印象深刻。

　　至今，刘裕章仍清楚地记得，自己在广西服役那段时间，由于通讯方式的匮乏，他与家人联系通常靠书信往来，遇上特殊情况则靠发电报。“那时候，发电报速度较快，是比较‘先进’的联络方式，但也相对比较‘奢侈’。” 刘裕章告诉记者，每当要给家里人发电报，他就得一大早跑到县城的邮电局排队。而电报又是以字数计费，每发一个字就得花3分钱，这对于当年月收入仅6元钱的入伍新兵看来，是不可忽略的一笔开支，因此若非有急事要事，发电报都不会是第一选择。“即便是最终选择了发电报，为了节省发报费用，大家也往往会绞尽脑汁，争取用尽可能少的字数来表达尽可能多的含义。”

　　相比起发电报，信函这一古老的通讯方式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显得较为经济，但是传递消息的速度却很慢。“我女儿出生当天，姐夫就给我寄信报消息，可8天后我才收到信件获知这一喜讯。”刘裕章说，在当年，类似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，而通讯手段的落后与交通方式的欠发达所产生的叠加效应，也带给那个时代的国人不少“困扰”。

　　在刘裕章的记忆里，改革开放前，可供选择的交通工具非常少，“那时，从潮州出发到广西贵港至少得坐1天的车加上3天的船。要是买不到车票、船票，或者出现其他突发状况，回家之路就会变得更加漫长。”他还清楚地记得，第一次回家探亲，就很高兴地给家里发了电报，要家人三天后到汽车站接他（当时正常情况下从部队到潮州要三天时间）。可让他启程第一天途中就遇到了洪水，后来好不容易抵达广州，却又发现已买不到回潮州的车票，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到揭阳转车回潮州。行程一再被耽搁，又无法及时和家人取得联系，刘裕章甚是无奈。而与此同时，他的家人也十分着急，担心他在路上出事，只好连续守在车站苦等了三天，直到安全抵潮和家人见面，大家这才如释重负。    

　　对于这些辛酸的经历，刘裕章每次回忆起来都感触良多。“现在国家通讯、交通等各项事业发展迅猛，出行、联络更方便了。”他告诉记者，去年，他和家人坐飞机前往桂林旅游，料想不到的是“从潮汕机场到桂林，竟用不到两个钟头。”而现实中，让刘裕章无限感慨的还有，当年一直困扰自己的通讯问题也已不复存在。“大家不仅可以随时随地打电话，还能通过网络免费发邮件，传送照片，进行视频聊天。”眼下，他就经常借助微信、QQ等高效的对话方式与亲戚、朋友和战友进行互动交流， “这是以前怎么也想像不到的。”刘裕章感叹道。